沒有槍的生物學家
1958年，比屬剛果的山區。25歲的喬治·沙勒（George B. Schaller）走向一群山地大猩猩的棲息地時，手裡什麼都沒有。沒有獵槍，沒有鎮靜劑，甚至沒有防身的棍棒。當時的動物學界普遍認為大猩猩是暴力的怪物，最好「先開槍再觀察」。
沙勒做了一件在當時看來極其愚蠢的事：他在大猩猩附近坐下來，然後等待。第一天什麼都沒發生，第二天也一樣。但他繼續坐著，繼續等。
從柏林到剛果的觀察者
沙勒1933年出生於柏林，父親是德國外交官，母親是美國人。童年在納粹德國、被佔領的歐洲和美國之間輾轉，這種早期的流離讓他養成了一種特殊的能力：在陌生環境中保持耐心和警覺。
1950年代末期的動物學研究偏愛實驗室控制環境和圈養動物。沙勒卻堅持相反的方法——走進動物的世界，用牠們的方式理解牠們。這在當時的學界幾乎是異端。他相信動物有內在生活、社會結構和個體性格，值得用樸實的語言記錄下來。
跨越七大洲的野外日記
剛果的大猩猩研究成功後，沙勒的方法被證實了。他記錄下來的大猩猩是社會化的、克制的、遠比既有刻板印象複雜的生物。接下來的七十年裡，他將同樣的方法應用到塞倫蓋蒂的獅子、印度的老虎、喜馬拉雅的雪豹、巴西的美洲豹、中國的熊貓，以及青藏高原的羚羊身上。
每一次研究都是長期的觀察、細緻的野外筆記、身體上的磨難，以及對孤獨的異常耐受。沙勒從不喜歡內省，避免宣傳，即使在描述極度危險或啟發性的時刻，也很少寫到自己的情感。
重新定義人與動物的關係
沙勒的研究不僅重新塑造了動物學和保育生物學，也改變了人類對動物生活的思考方式。他的工作為創建保護區提供了科學依據，並且逐漸將當地知識和居民參與納入保育工作中。
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野外生物學家，沙勒始終將注意力轉向動物和還能容納牠們的地景。在傳記作家米莉安·霍恩（Miriam Horn）筆下，這是一個屬於某種性情、而非某個國家或職業的生命——他屬於動物們，也屬於那些仍然為牠們保留空間的土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