玻利維亞的乾旱林
1995 年，玻利維亞查科地區的乾旱灌木林裡，Isoceño Guaraní 人不需要任何外來者告訴他們土地正在流失。農業拓墾正一步步逼近，他們的組織「上下伊索索格首領區」（CABI）早已有自己的領土主張。他們缺的不是意志，而是科學數據、法律途徑，以及能把訴求變成官方承認的權力管道。
這一年，CABI 與野生生物保護學會（WCS）合作提出的方案，促成玻利維亞政府劃設卡伊亞大查科國家公園——面積達 340 萬公頃，即使放在南美洲的保護區裡也是龐然大物。CABI 成為共同管理者。更關鍵的是，這個合作發展出一套機制，讓原住民能依玻利維亞土地改革法取得土地權狀：Ayoreode 族拿到 27.3 萬公頃、Isoceño Guaraní 拿到 56 萬公頃，還有 43 個 Chiquitano 社區也獲得土地。這套流程後來成為玻利維亞其他地區原住民土地爭取權利的先例。
一個人類學家的固執
1997 年，Michael Painter 抵達玻利維亞，接下卡伊亞計畫的主持人一職。他擁有佛羅里達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，早年在紐約賓漢頓的發展人類學研究所工作，研究玻利維亞低地的移民聚落、查帕雷開發計畫、土地退化與階級形成。1985 年他發表了一份關於聖克魯斯族群與社會階級的研究；1995 年，他與史丹佛大學的 William Durham 合編《拉丁美洲環境破壞的社會成因》，書中拒絕把環境破壞簡單歸咎於人口增長——不平等的土地取得、貧窮、強權企業的特許權，這些社會關係本身就會製造出破壞性的土地利用誘因。
這個信念在卡伊亞找到了實踐的場域。Painter 感興趣的不只是「諮詢」原住民，而是誰真正掌握做決策所需的資訊與權威。他協助培訓原住民技術人員自己蒐集、解讀生態數據——當政府或企業帶著對土地未來的主張前來談判時，一個能拿出自己證據的組織，處境完全不同。
這套思路後來延伸到玻利維亞的查科與大馬迪迪地區。Painter 在 WCS 內協助強化與原住民組織的夥伴關係，支持大型原住民領土的劃界與管理。他也曾擔任波札那野生動物與國家公園部門的顧問，評估以社區為基礎的自然資源管理。後來，他在 WCS 內部推動以人權為基礎的保育方法，包括涉及人的研究應有的保障措施，以及對原住民權利與治理更充分的承認。
土地的另一種答案
Painter 於 2026 年 2 月 11 日過世。他留下的，不是一座公園或一份報告,而是一種被反覆驗證的答案：原住民組織本身可以是保育的夥伴，帶著自己的領土目標、政治利益與知識體系，而不只是需要被說服配合的對象。WCS 這樣的機構真正有用的角色，有時候只是幫助他們更有力地面對政府、企業、捐助者——甚至是保育組織自己。
在土地權利與生態命運糾纏不清的年代,Painter 的一生提醒著：誰擁有決定土地未來的權力,土地本身的未來就會不一樣。